阎锡山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军政人物，在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其政治言论与思想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他个人对时局的判断，也折射出当时台湾社会在冷战格局下的意识形态调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台湾时期的著述中，抨击的主要对象由原先的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逐渐转向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深刻批判，展现出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思想轨迹。 在大陆执政期间，阎锡山一贯以反共为政治基调，将共产主义视为国家动荡和社会分裂的根源。他多次公开指责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破坏社会秩序，强调“剿共安民”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然而，迁台之后，尽管他仍表达对中共可能武力攻台的担忧，并曾呼吁美国介入以遏制共产主义向亚太地区蔓延，但在其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中，却呈现出不同的论述逻辑。 在其重要著作《世界大同》中，阎锡山试图从制度根源上分析共产主义兴起的原因。他指出：“就制度说，是资产皆私有，劳动者供其所能，与资本家共分所值。”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不劳而获，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导致“劳资不平”，进而激化社会矛盾。正是这种结构性的不公，为共产主义者提供了煽动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因此，在阎锡山看来，共产主义虽具破坏性，但其滋生土壤恰恰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 基于此判断，阎锡山在台后期的言论重点逐步转向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他强调，若不解决劳资对立问题，任何政权都难以实现长治久安。他提出“安和人类”的理念，主张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新社会模式，追求资源共有、利益共享的“大同”境界。这种思想既带有传统儒家理想色彩，又融合了他对现代经济制度的反思，体现出一种保守改良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的这一转向并未完全放弃反共立场，而是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全球社会批判框架之中。他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的革命手段，但同时也拒绝全盘接受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他看来，两者皆因极端化而走向失衡，唯有通过制度调和与道德重建，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 近年来，随着两岸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学界对阎锡山晚年思想的研究日益深入。202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布的专题论文指出，阎锡山在台时期的著述反映了国民党内部部分元老对现代化路径的再思考。他们开始意识到，单纯依赖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宣传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回应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等深层议题。 综上所述，阎锡山在台湾时期的思想演变，不仅是个人政治立场的调整，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他从单一反共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冷战年代非黑即白意识形态之外的思想可能性，也为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的多元脉络提供了重要视角。